我在網路上隨意瀏覽台北市長的選舉公報，發現了這個名字以及經歷：趙衍慶，學歷「山東聯中」、「員林實中」。後面一行「流亡學生」，簡單幾個關鍵字，好像接起串聯電源一樣，白色恐怖氤氳舞台突然打亮燈光。

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武鎮畫作。圖片來源：景美人權園區。

選台北市長需要200萬保證金，沒有過總票數10%的門檻，候選人的保證金就要被沒收。趙衍慶伯伯的200萬，註定是收不回來。大家都想問：「他為何參選？」

根據這篇「沃草」報導(link is external)，沃草記者尋訪不到他，幫他留下一則簡單的小傳：

在1936年出生的他，生於山東省曹縣，軍校畢業後，國共戰爭讓他成為流亡學生，隨國民政府軍隊轉進台灣，在他年輕時，也曾經參與開發東西橫貫及大雪山運材公路等台灣重大建設，退伍之後，則依靠榮民津貼，以拾荒、撿廢紙為業。

其實，趙衍慶並不是先讀軍校才成為流亡學生，而是讀書讀到一半被抓去當兵，這背後有著一段如澎湖咕咾石般沈重滄桑的歷史，只是悲慟都結了痂。故事又如何說起？我們只能憑著史料追憶：

1949年，山東聯中校長張敏之，帶著多個學校8000名學生，為了躲避共產黨，從北方逃難到台灣。他們先在澎湖漁翁島落腳，等待政府安排這些年輕學生到台灣讀書。結果漁翁島司令李振清強迫所有男學生編入他的部隊，張校長不從，於是被誣告為匪諜。校長及上百位同學被羅織入獄，有些遭到槍決、有些消失在黑暗的海上。最後女學生及年紀輕個子小的男生，於1953年全數轉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就讀。直到2007年，政府才在澎湖設立「713事件紀念碑」，公開紀念這段歷史。

校長張敏之。圖片來源：維基百科。

這段歷史後來被稱為「澎湖713事件」，也被稱為「外省人的228」。或許，我們若能與趙伯伯聊天，他可能會這麼回憶著：

「老家山東，那年十三。讀中學的時候，某天朝會，校長說...」

「跟著校長去台灣，我們沒有很多時間，與家人告別。有人出門時，家人還在田裡工作...」

「澎湖天氣炎熱，海風很強。所有男學生都被集合到操場，長得比步槍高的人都被抓去當兵...」

「校長被抓了，有些同學被軍人帶上船後，就沒有再回來。」

1949年的歷史，被2014的人們重新詮釋著。某候選人陣營說：若選不上中華民國即將要滅亡。還有某個陣營說：是否可以給予歷史更公正的評價？於是這兩個陣營公開辯論，討論歷史該怎麼被政治所使用。縱使應該被平等對待的另一位（群）候選人，本身就是（無法啟齒的）歷史。

我想，趙衍慶要實現的，除了後面政見所述，平民百姓所能設想最偉大的公平正義之外（有些人，一天的收入連一個便當都不到），是否還有幫自己說一個故事？趙伯伯說過自己參選的動機：「明知選舉保證金可能拿不回來，也為自己的人生留下印記。」

臺北市長候選人登記第2號趙衍慶。圖片來源：選舉公報。

印記需要如此昂貴的代價嗎？又或者，這不只是一個人的故事，一個人的印記，而是幾十年以來悲傷沉積，無數人說不出來的無數個暗夜惡夢？

趙衍慶用一生積蓄買了一個選舉公報的欄位，「公平地」與其他候選人並列在一起，包括國民黨高官子弟的後代。他可能不知道如何表達，只是期望最後有人能看見這段歷史，至少背後那8000多人的故事，或者校長張敏之消散不知何所的靈魂，總會有人看見。

除了一個欄位，這200萬還想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？或許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，以及永遠隨黑潮飄動的一群年輕冤魂。

也或許，趙伯伯是用一生積蓄買一個夢。夢裡他們都還年輕，13歲正愛玩水，趁著長官不注意，一群男孩跑到海邊戲水。最高的大男孩（忘了名字）在陽光下皮膚黝黑發亮，喜愛出頭，總是仗義執言，他對著司令咆哮「我們是來唸書的！」第一槍就打在他的胸膛。

他離開了眾人，但後來化身為菊島的海鳥，乘著風一路返北，是第一位回到北方故鄉的同學。

我們原本已經要忘記了，但總有靈魂還是躁動的。